今年是同济大学建校110周年。同济大学档案馆从馆藏近30万卷（件）档案中选出110件带有时代特征的实物档案珍品，在四平路校区图书馆展开为期一月的实物档案展，绝大多数展品系首次公开展出。

　　其中，有上世纪40年代同济大学李庄时期的学生笔记本及日记摘录；1950年代同济毕业生积极参与上海血吸虫病防治、淮河治理的线年代同济学生的课堂笔记、论文手稿及制图作业；1980年代同济学生设计“一二九”纪念广场的图纸等。5月11日，澎湃新闻记者走进同济大学图书馆，听档案馆员介绍这些展物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份来自1942年的同济大学学生毕业论文手稿，名为《太阳钟》（Sonnenuhr），属于天文测量领域的内容。按时间推测，论文的诞生地应在李庄。

　　1937年8月，国立同济大学吴淞校园被日寇军机炸成一片废墟。为保存文脉，同济大学离开上海，迁往内地，辗转浙江金华、江西赣州和吉安、广西八步、越南河内、云南昆明等地，于1940年初迁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今属宜宾市翠屏区）。

　　据《同济大学史》，原有机械、电机、土木、测绘等系的同济大学工学院在李庄时期依然对学生要求严格，有三大特点：一是各系一年级学生坚持在工厂进行机、锻、铸、钳、木、泥等方面的实习；二是注重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要求工科生制图必须上墨、习题计算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学生都能使用计算尺和应用工程手册；三是补考后仍有一门不及格者留级一年。

　　翻开这份以王启仁、刘维桢（同济测量系学生）署名的论文，不难发现内文同样图文并茂、线条清晰、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而这份论文的指导教师叶雪安还是我国大地测量学理论的开拓者。

　　同济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46届毕业生郭盛发在四川李庄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光。他有一份手掌大的笔记本，十分类似于现在流行的“手账”，里面密密麻麻，记录了账单、随想等各种东西。

　　其中有一页这样写道：“各位师长各位同学，我们在今天的聚会当中，首先感觉到一种特别的高兴，因为我们的大学学程到现在可以说是告了（宣告）结束，并且我们感觉到在中国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得接受大学教育完成大学教育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尤其难得的是这几年来抗战的苦难当中，我们能够平稳度过大学的阶段是值得庆祝的事。还有我们以为最为难得的是现在所接受的学问正是现在国家生存上所最迫切最需要的科学与工业的基础，国家需要我们不断的创造克服自然界利用自然的力量，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同济大学档案馆工作人员猜测，郭盛发应是当时的学生干部，笔记本其他页还透露着“主席团”这样的字眼。郭盛发所在的机械系直接为当年抗战培养了近千名的军工人才。在蒋介石高层军工委员的名单上，同济毕业生占了几乎二分之一。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中德合作，于1907年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因而有着悠久的德文教学传统。这份以“杨家鋆”署名的课堂笔记全用德文记录，大部分为课堂听讲记录，小部分是后续整理记录。整本笔记文图呼应，内容清晰。在当时物资匮乏的情况下，笔记用纸并非专门的本子，还是银行计数单。

　　而这门“内脏学”的讲授者李赋京，是我国著名寄生虫学家、教育家、解剖学家，曾在同济大学医学院担任教授。抗战结束后同济大学医学院继续保持德国医学教育的学制，尤其注重基础理论和临床，在当时还有“医生的摇篮”之称。

　　1950年，上海市郊流行血吸虫病。1月5日，同济医学院三、四、五年级全体同学及中美医院医生220余人去太仓协助解放军防治血吸虫工作，在三个月内检验士兵10076名，治愈5000多人，4月2日胜利返校。

　　期间，同济大学医学院学生会自制了一份血吸虫病防治学习手册，其中涉及了详细的血吸虫病的历史、分布状况、病因学、传染途径、病理变化等内容。扉页还写道：“愿这本学习手册，展现在同学的手中，转化成高度的工作力量。”

　　捐赠这份学习手册的学生王黎华是同济大学医学院1950届毕业生，参加了当年的防治血吸虫工作，还因此获得上海市郊区日本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授予的“记功证”。

　　早在1950年的暑假，同济测绘系全班同学参加了大上海的三角网测量工作，土木系39位同学参加了江西福建支前公路的抢修工作，水利组同学参加华东水利部海塘突击测验队。同年10月，以上同学百分百响应政府号召，暂时性离校，参加了历史系的“治淮”工程。

　　这一幕在1951年《同济大学毕业纪念刊》得以记录：“随着解放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建设高潮，在学校里是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热潮，我们土木系测量系一九五一级的六十二个伙伴们，勇敢地担负了 ‘学好本领，建设祖国’的任务。”

　　蔡美权是同济大学城建系城市建设与经营专业1962届毕业生。他的几本笔记摘录内容广泛，文字从“上海桥梁参观”到“苏联发展直升机航空事业”，绘图从建筑绘图到自行车、婴儿车、电风扇都有涉及，还贴有不少从报刊上剪下的报纸小块。可见其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之人。

　　在笔记扉页还有这样一段话：“今春专业课程陆续增设，所见日多，所闻渐广，有用之知识大部除课堂而外，得自图书馆，报告会，书店中马路上，为日后备用。”

　　在同济，老师经常会在讲课前后抽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课堂小测验，以检查学生的学习效果。这是同济大学机电系暖通专业1965届毕业生林仕可保留的当时的课堂测验卷，基本上每张都是五分。

　　林仕可后来曾回忆说：“都说同济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这话一点不假，我们班同学毕业后个个都成了工程师，有95%以上还获得高级工程师，副教授及以上高级职称。从1960年进入同济大学五十多年来，我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共和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用行动证明了我们无愧于六十年代第一代大学生的荣光。”

　　这是同济大学水文地质专业1966届毕业生刘艺林大三时的课程设计，字迹清晰，条理分明，图文并茂。

　　其导师王家钧也在评语中给予很大的肯定，还鼓励刘艺林今后保持大胆设想与充分阐述理由的优点，不忘科学的三严（严格、严密和严肃），并要刘艺林抽时间多看参考书。

　　最后，王家钧写道：“对其他课程设计要做到既重视理论探讨，又要重视数据计算，数据计算的正确亦是评价一份设计的依据之一，它又是工程技术人员的‘基本功’。”

　　1948年1月29日，军警为反迫害而请愿的同济大学学生，打伤数十人，造成了“同济大学血案”。“一·二九”大楼、礼堂等建筑都是为纪念同济大学革命史上有名的“一·二九”运动而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