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入夏以来，从南到北各地水灾多发，抗洪救灾成为言论热门。事实上，洪涝灾祸自古以来便是人类最常面临的自然灾祸。因而，人类前史也是一部与洪涝灾祸奋斗的前史。那么，我国古代在条件有限的状况下是怎么应对洪涝灾祸呢?

  自古以来，我国公民有着丰厚的应对防护洪涝灾祸的经历和做法，一起逐步构成了内容丰厚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准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较早记载应对洪涝做法的是《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田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注册路途，毋有障塞。”

  最早的防洪法规应该是章武三年(223年)蜀国的护堤指令：“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国都，用防水患，今构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吞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九里堤在成都西北，当地地形低洼，建筑这条堤用以维护成都的防洪安全，所以作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分外注重这个防洪堤的维护。

  到了唐代，在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布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唐律疏议》中，对水利防汛有专门的条款规则：“近河及洪流有堤防之处，刺史、县令以时检校。若须修补，每秋收讫，量功多少，差人夫修补。若暴雨汛溢损坏堤防交为人患者，先即修营，不拘时限”。唐代还专门公布了水利办理法规《水部式》，其间也对防汛抗洪做出了具体规则，使这方面的作业有章可循。

  而金代泰和二年(1202年)，金章宗公布实施的《泰和律令》中的《河防令》，应该是我国现存较完善的一部防洪法规。这部《河防令》的主要内容有：榜首，清晰划定了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防汛起止期限，将“六月初至八月终”定为“涨水月”，也便是咱们现在所说的汛期，规则这期间沿河官员有必要轮番“守涨”，不得有误。第二，规则朝廷每年都要派出官员“兼行户、工部进”，在汛期到来之前沿河查看，催促沿河的州、府、县履行防汛规划方法，修补加固堤防。第三，规则河防紧迫时，沿河州府和都水监、都巡河官等应共同商定抢险事宜。并可以运用最快的交通东西传递防汛状况。第四，奖功罚罪，沿河州、府、县官员防汛不管有功仍是有罪，都要上报，由国家据情处理。一起还规则河防军夫有的假日、医疗保障、紧迫状况增派挑夫上堤等。

  金代今后各朝代的防洪法规，多由《河防令》引申而来。明万历《湖广总志》载有《护守堤防总考略》和《构筑堤防总考略》。《构筑堤防总考略》共十条：审水势，察土宜，挽月堤，塞穴隙，坚杵筑，卷土埽，植柳树，培草鳞，用石甃，立排桩等。《护守堤防总考略》针对堤防溃决提出了四种办理方法：立堤甲，免重役，置铺舍和严禁令等。

  到清代的防洪法规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在荆江堤防修守准则上表现得最为显着，乾隆五十三年(1747年)荆江堤防溃决，丢失惨重，康复重建后订立了12款修守规章，规则比较明细。清代对紧迫防汛抢险业务也制订了专门法规。道光年间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期间，订立了《防汛事宜》共十条;嘉道年间闻名水利专家、玉环同知王凤生编著了《详定江汉堤工防卫大汛规章》十一条等，均为应对洪涝灾祸供给了技能和法律依据。此外，在《大清会典案例》中有防洪法规聚集合计十九卷，内容包含：河防官吏的职责，河兵河夫、经费物料、疏浚、东西、埽工、坝工、砖工、土工等的施工标准，工程质量确保和事端索赔，栽培苇柳以及河防禁令等内容。

  在应对洪涝灾祸上，我国古代非常注重水文的观测和预警。我国有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七洪流系，因为河流泛溢影响着水运、灌溉和日子用水，关系着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历代都很注重防汛抗洪和汛情通报作业。

  史料载，从大禹年代起我国就开端注重对水文状况的观测和剖析。跟着社会的开展，历代更是注重在各河流要处建站监测水文。有着“国际榜首古代水文站”之称的“白鹤梁”，便是我国古水文站的一处稀有遗址。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天然石梁。因为白鹤梁的梁脊仅比长江终年最低水位高出2-3米，简直终年没于水中，只在每年冬春之交水位较低时才部分显露水面，古人会依据白鹤梁显露水面的高度方位来确认长江的枯水水位。从唐代起，古人便在白鹤梁上以“刻石记事”的方法记载长江的枯水水位，并刻“石鱼”作为水文标志。白鹤粱石鱼题刻记下了自公元764年后断续72个年份的枯水记载，共镌刻163则古代石刻题记。因而，白鹤梁是国际最前期的“水文站”，显现了我国古代水文监测的前史成果。

  在宋代，水文监测愈加标准完善，技能手法愈加先进。那时，在今江苏姑苏吴江上立了两座水则碑，史料记载，建于1120年。水则碑分为“左水则碑”和“右水则碑”，左水则碑记载历年最高水位，右水则碑则记载一年中各旬、各月的最高水位。其时规则水位坐落一划处，不管高田低田都不会受灾;超越两划，极低地步会受灾;超越三划，低田受灾……超越七划，极高的地步也会受灾。假如有一年洪水位特别高，即在水则碑刻上：该年水至此。该水则碑刻写的最早年份是1194年。

  由此可知，水则碑不仅是观测水位所用的标尺，并且也是历年最高洪水位的原始记载。从水则碑咱们可知宋代为计算汛期农田被淹面积，已建立了水位观测准则，这也是我国观测水位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最早记载。

  应对洪涝灾祸，洪水预告和报警很重要，古人称为“汛情奏报”，也称“报汛”。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先秦时，已构成了“报汛准则”。《秦律·田律》中，记载有秦国的规则：在庄稼生长期下雨，要及时陈述降雨量，“稼已生后而雨，亦辄言雨少多”。尔后，历代都有相应的报汛准则。东汉时期还要求当地政府从立春便开端报汛，据《后汉书·礼仪志·请雨》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北宋则规则，在整个汛期，当地主政官员、主管官员有必要坚守岗位，随时报汛。黄河、汴河等河流两岸的府州长官，须兼任本地的“河堤使”，职责到人，对水位涨落随时上报。

  呈现汛情，除了奏报上级和朝廷，便于和谐指挥应对洪涝灾祸外，还要及时奉告灾区民众搬运避险，在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的古代，都采纳哪些报警手法呢?古代官府设置了报汛驿站，报汛又名“水报”，与战时的“兵报”相同重要。依据汛情的开展状况，古人会采纳“羊报”“马报”“狗报”“步报”等多种报警手法。

  所谓“羊报”，开始是黄河遇险时报汛之法，报警差役带着水签，乘充气羊皮筏，从上游而下，将观测到的水位刻在标签上，连续抛掷报汛。清张九钱在其《洛中集》中对“羊报”作了翔实的记载，黄河上游甘肃皋兰县城西，清代设有水位观测标志，一根竖立中流的铁柱上依据前史上洪水水位状况刻有一道痕，如水位超刻痕一寸，预示下流某段水位最少水涨一丈。当测得险情时，“羊报”便敏捷带着干粮和警讯“水签”，坐上羊舟用绳子把自己固定好，随流漂下，沿水路每隔一段就抛掷水签告诉。

  下流各段的防汛守卒在缓流处接应，依据水签供给的水险程度，敏捷做好抗洪、抢险、救灾等各项预备。这种“羊舟”也很共同，它用大羊剖腹剜去内脏，晾干缝合，浸以青麻油，使之密不透水，充气后可浮水面不下沉，颇似皮筏。“羊报”履行的是一种非常风险而重要的使命。古代的“羊报”过程中，报警差役常常遭受许多困难，有的因在河中扑腾多天，早已饿死、撞死或溺亡，幸存者可谓九死一生。他们为了防汛抗洪真是出了大力。

  “马报”则是乘快马报汛，明清时称为“六百里飞马”。古代黄河常决口，吞没农田村庄。因而，在黄河堤岸备有报汛的“塘马”。当上游区域降暴雨河水陡涨时，行政主官就将水警书于黄绢遣人急送下流，快马迅驰，告诉加固堤防、分散人口。这种水报属接力式，站站相传，沿河县份皆备良马，常备视力佳者登高观测，一旦发现水灾，即告诉马夫接应，逐县传到开封停止。其时有的一昼夜迅奔500里，竟比洪水还要快。

  到了明代，闻名治河专家潘季驯更是总结出的一套可行的报警方法：假如呈现险情，要当即悬旗、挂灯、敲锣，宣布紧迫抢救信号，提示抢修，组织大众搬运。

  在应对水灾祸上，古代也是方法多多。尤其是加强城市防洪，更是有备无患。历代都把构筑堤堰、连通河道、疏浚塘湖作为头等大事。刘崇远《金华子杂编》记载：“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从南唐便有人从事废物淘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每遇春时，官差人夫监淘在城渠”，哲宗元祐四年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可见河道清障在宋代早已成为政府职责所在。明朝设大街厅专司疏浚掏挖之职。清顺治元年定令“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真是平常多出力，汛时少丢失!

  到了汛期，古代往往采纳疏浚与封堵的方法，对城市的内河水沟，经过护城河将城市内积水及时排出或运用湖泊、池塘时间短蓄水;为防止江河暴升构成倒灌，在进城处设置水门，既有用管控船舶的来往，又对江河与城市进行有用切割。在大江大河通往内河处架起桥梁，既便利路途上车马与行人的经过，大汛到来时插上木棍、垒起沙袋堵住涵洞，又构成了有用的屏障。在排水水沟处设置单向水窗，当城区水位高时在水压效果下主动敞开，当江水过高时在顶托效果下自行阻断。许多分区设置奇妙运用城防天然结构，平常管护极为简略。

  古代重要城市如长安、开封、洛阳、杭州、北京等对供水河道办理很严，历代订有专门准则。唐代文献中保存了两条有关城市排水的材料：一条是某甲宅中修排水渠将污水排往宅外大街被揭发;另一条是某乙将家中污水排往邻街，被县令责杖六十下。乙上诉，以为责杖六十不合法，恳求“依法正断”，答案以为应判乙胜诉。可见其时已有城市排水法细则。

  明代西安原有龙首渠供水，但只够东城运用，成化元年(1465年)兴修广济渠，引交河、皂河入西城，工成后建《新注册济渠记》碑。碑阴刻有水规十一条，其间规则：皂河上源至西城壕的七十里间，每里设夫二名，担任修补河道堤防和栽树。又设白叟(夫头)四名领导修补作业，每月初一、十五赴宫中汇报状况;西城引水河上有水磨一座，其北有窑场一所，邻近修堤修渠费用由其收入中开支;城内渠旁不许开饮食店或堆积粮食，以防老鼠和害虫打洞，确保汛期堤堰安全。

  清代北京地下排水系统兴旺，因为是国都，办理准则严厉。乾隆十七年(1752年)规则京城表里一切河道水沟业务每年派一名“直年大臣”总管，其时内城共有排水大沟(大街两旁排水沟)30533丈，小沟(巷沟)98100多丈，大小沟彼此灌注，并与护城河和有关排水河道高程用水准仪一致抄平;每年二月开冻后至三月底止一致进行疏浚和修补。确保了汛期排水晓畅，防止呈现汛情。

  关于河防，古代也是高度注重。北宋对汴河办理相同不敢松懈：为了满意航深要求，“每岁自春及冬，常于河口均调水势，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载为准”;因为黄河主溜有时迁徙，因而每到春天就征调大批民工重开汴口;而当黄河主溜顶冲时，汴河进水过多，又需经过运河上的洩水闸坝泄洪;当河水位增至七尺五寸时，即派禁兵三千上堤防洪。为使其“浅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监总察之”。即便在汛期也能确保航运的安全。

  明代还兴修了大型的水闸，以操控水位，确保汛期调理水位和航运安全。浙江绍兴的三江闸是建于明代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大型排水闸。绍兴近海，潮汐咸水涌入，沿江居民日子用水和灌溉用水没有确保。建闸今后，潮水盛涨时下闸挡潮和积蓄内河淡水，潮退时则开闸排涝，因而闸口的运用关于维护绍兴平原发挥了很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