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两篇“图说”系列基本把阐述清楚了水费设计的概念，本次推送的“表解”系列则是开展了多方面的对比分析和统计梳理。而这所有的对比分析，归根结底就是一句：

  递增阶梯水价应该是目前国内较为主流的水费模式。为了体现公共供水的公益性、使用户得到满足可负担性，居民用户的第一阶梯水费是根据低消费居民家庭的最高可负担账单制定的（真实的操作中第一阶梯水量大为放宽）。为满足成本回收，非居民客户的第一阶梯水费被设定为涵盖所有剩余的供应成本（而真实的操作中这一部分则有可能打了折扣）。

  IBTs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完全的容积水费结构使用，也可以与固定收费相结合。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能被认为是两部制水费的一个特例，其中计量水费部分是基于一个非线性的单位价格，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东京的水价体系就是这样的一种架构，现时现势或许可以让我们跟进研究一番。

  如果不能收回供水的全部成本，就会对自来水公司和更广泛的供水系统可持续性造成深刻的影响。

  供水的全部经济成本与自来水公司的基础设施、服务以及与水资源和环境相关的额外外部成本有关。

  目前有两种广为使用的方法来计算成本：（1）回溯式方法，关注自来水公司的历史平均成本；和（2）将历史平均成本视为沉没成本，而着眼于未来边际成本的前瞻性方法。

  回溯式方法是最常见的，也是监督管理的机构在确定价格时通常使用的方法，部分原因是它们以记录的成本为基础，简单而客观。

  前瞻性方法将这些历史成本视为沉没成本，并着眼于未来的边际运行和维护以及产能成本。经济理论表明，当价格按照边际成本设定时，资源得到一定效果利用。资源的有效利用意味着供需在消费水平上的平衡，使生产者和消费的人的总盈余最大化。随着基础设施的产能日益耗尽，边际成本将急剧上升，而在基础设施的扩展后，边际成本将迅速下降。由于每次扩建基础设施时，将短期边际成本（SRMC）的陡峭变化等同于收入水平是不现实的，因此，根据长期边际成本（LRMC）来设定后者反而更合适（McPhail, Locussol, and Perry 2012）。

  LRMC也是供应一个额外单位水需求的成本。但是，与 SRMC 不同的是，允许产能变化。简单来说，它是与需求持续增加有关的系统扩展成本，或是说需求持续减少而避免的成本。由于产能成本可能不同，该方法比SRMC更复杂，有必要进行水系统成本分析。有两种估计LRMC 成本的主要方法：特维法（Turvey）和平均增量成本法。

  水费设计有很大的可变性，因为主要水费结构和补充水费的不同组合体现了不同的政策目标。水费通常包括固定收费、计量收费及两者组合，每种方法的优缺点罗列如下：

  •当可负担性不构成重大限制时，两部制水费是最有效的定价方式，同时反映固定和可变的供应成本。

  •尽管跳跃水费是一种更有效的交叉补贴手段，但IBT仍被普遍的使用，原因是它们被认为更公平。

  •DBT 在特定情况下是有用的，但很少被采用，因为它们使低消费的客户更难负担，并且不鼓励节约用水。

  •单一阶梯水费(不含固定费用)通常比两部制水费更糟糕，因为它们在反映潜在供应成本方面做得更差。

  •统一费率水费(固定收费)无助于激励高效用水，并使负担能力具有挑战性，因此应避免。

  设计统一费率的方法有两个方面需要仔细考虑：（1）为满足可负担性的目标，居民费率是根据低消费家庭的可负担水平制定的；（2）为满足成本回收的目标，非居民费率是为了回收供应成本。

  其结果是，如果按每立方米计算，低消费的客户对高消费的客户进行交叉补贴。这对低消费的非居民客户来说尤其如此。模拟结果证实了一个常识，即统一费率不能向客户发出有效的定价信号，因为它不能反映向不一样的客户群体供货的基本成本。

  固定计量水费可以与边际成本挂钩，但不能完全反映供应用户群体的成本。在客户类别中，与有效水费的平均偏差百分率为16%，就经济效率目标而言，将单一费率水费定为“良好”分。

  IBTs可以单独作为一个完全的容积水费结构使用，也可以与固定收费相结合。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们能被认为是两部制水费的一个特例，其中计量水费部分是基于一个非线性的单位价格，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为了满足可负担性的目标，居民用户的第一阶梯水价是根据居民家庭可负担的最大月度账单制定的，并对居民水价进行了以下步骤的调整。

  三阶梯 IBT。第二阶梯水价比第一阶梯水价高50%，第三阶梯水价比第一阶梯水价高100%。第一阶梯的消费门槛为20立方米/月，第二阶梯为50立方米/月。

  四阶梯IBT。第二阶梯水价比第一阶梯高20%，第三阶梯水价比第一阶梯高50%，第四阶梯水价比第一阶梯水价高100%。第一个消费阶梯达到15立方米/月，第二个阶梯门槛在30立方米/月，第三个阶梯覆盖80立方米/月。

  为了满足成本回收的目标，非居民水价被设定为回收全部客户类别的供应成本，假设阶梯水价的阶梯变化与居民客户相同。

  由于水价的增长幅度较小，在四阶梯方案中对效率目标的扭曲程度不大。虽然与三阶梯IBT相比，有效费率的偏差只是略低，但随着区间的增加，这种差异会变得更明显。

  使用与三阶梯IBT相同的阶梯阈值，在各消费区块中设置跳跃式水价增长，使其不那么陡峭，同时仍保持平均水价水平不变。第二阶梯水价比第一阶梯水价高30%，第三阶梯水价比适用于第一阶梯水价高65%。为满足可负担性，居民客户的第一阶梯水价是根据低消费居民家庭的最高可负担账单制定的。为满足成本回收，非居民客户的第一阶梯水价被设定为涵盖所有剩余的供应成本。

  在相同的平均居民水价下，跳跃式水价实现了成本回收。跳跃式水价收取的是之前所有用水量单位中较高的单元单价，并且避免了像IBT那样，对中高用水量定制用户的首个消费单元进行补贴。跳跃式水价似乎也发出了更有效的定价信号，因为与有效水价的平均偏差为22%。

  DBT方案假设第二个区块的电价比第一个区块的电价低30%，第三个区块的电价比第一个区块的电价低60%。为满足可负担性，居民用户的第一阶梯水价是根据低消费家庭可负担的最高水费来确定的。为满足成本回收，非居民用户的第一阶梯水价是根据向不一样的客户群体供水的成本来设定的。

  DBT反映了供应低消费的非居民用户的较高成本（大用户的供应成本较低），平均偏离有效水价24%。然而，这种水价结构允许高端用户支付低于平均水价的费用，同时惩罚低消费层的消费者，因此经常被认为是加剧了不公平性。由于这个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DBT在政策层面是难以通过的，很少被用来为供排水服务定价。

  为满足有效定价，两部制水价的固定收费部分被设定为收回各类客户的固定成本。为满足可负担性，居民类计量收费考虑并确保可负担性。这比低消费居民用户的实际供应成本要低。为满足成本回收，非居民的计量收费被设定为能回收供应成本。

  由此产生的定价结构比统一费率（固定收费）更有效，但并未充分反映根据不一样的客户群体的边际供应成本向其提供服务的基本成本。

  当可负担性的限制不那么严格时，两部制水价是最有效的定价选择。如果计量收费是基于可负担性的上限，并在此基础上设置固定收费，以收回为每一类客户提供服务的固定成本，所产生的水价是一个有效的结构。

  虽然运行、维护以及资本成本可以用自来水公司的支出来计算，但这不是计算环境成本的一个选择。确保公用事业公司将这些成本内部化同样具有挑战性。这能够最终靠将成本纳入水费或通过监管措施来实现，包括对取水的限制、用水的条件或基于市场的机制，如可交易水权。相对于成本的计算和补偿，这些挑战是环境成本极少被收回的原因。

  环境成本可以被概念化为行动或不行动的成本。前者指的是与防止水资源枯竭有关的成本，而后者指的是枯竭的成本，如机会的丧失。有两种广泛的方法来衡量行动的成本：基于成本的方法，包括为避免损害或修复损害所采取的行动的总成本，以及基于市场的方法。

  对于自来水公司来说，服务必须在财务上可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水费收入加上任何来自公共来源(地方或中央政府、捐助者)的资金应确保稳定的收入来源，以长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成本回收是一个从0到100的连续体，即从完全补贴到没有政府或发展伙伴的财政支持。完全的成本回收并不代表每个客户群体都要支付他们所获得的服务的全部成本。如果一个客户群支付的费用低于成本回收目标，其他客户群必须支付高于成本回收目标的费用，这样总收入才能覆盖为所有客户群服务的成本。

  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自来水公司属于成本回收的低端，很少有公司能收回总成本的50%以上。有几家水务公司的成本回收率为10%-25%，政府和/或捐助者通常承担其全部资本成本和部分运营支出。即使在收入较高的国家，也很少有水务公司实现全成本回收。

  接入费用能够准确的通过不同的“深度”进行分类。收费可分为两种极端之一：深和浅，或中间政策（略深或略浅)。

  “浅”接入收费只包括本地连接费用，而“深”接入收费包括本地和远程接入费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浅”收费的情况下，远程成本是低于最低费用的（得到补贴）。另一个例子是通过免费接入全额补贴本地和远程成本。

  为供水服务提供资金有三个主要收入来源，被称为 三T：水费、税捐和转移（捐助）。通过水费获得的收入和总成本之间的差异一定要通过政府补贴（通过对当代人或后代人征税）和转移支付（来自发展机构捐助）的组合来弥补。每个收入流都涉及一系列的权衡。

  低水价和收入不足导致了资产的恶化和供水服务的低效运行。因此，指导思路是如何从一个恶性循环（服务的品质差导致对改革和提高水价的），转向一个良性循环（即良好的绩效会提高支付意愿（WTP），增加收入并导致持续改进）。